金融危机十年整之际，全球金融监管环境已經截然不同。从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开始，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要求越来越严厉，同期宣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令监管机构的职能显著扩大，不但加强对衍生品和场外市场的约束，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资本金和业务的监管，以控制经营风险；2014年发布的IFRS9财务报告准则，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也进一步严格。
在美国的带动下,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之后的量化宽松时代，货币政策趋紧已经成为普遍趋势。近日美联储也宣布了本轮加息周期中第8次加息，尽管市场逐步消化利率上升的预期，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整体紧缩的步伐相对是快速的。
当前全球金融业已经处在“严监管”的环境中，类似十年前那样的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并不容易出现。然而，我们可能需要开始留意另一种风险，那就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可能不足，暌违数十年的“滞涨”有机会重临。
众所周知，传统上加息周期会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增长，乃至整体投资市场产生抑制。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和投资，已经推出了大规模减税政策，但当前的严厉监管和快速加息的举动，都与减税的目标背道而驰，令减税效应很可能被弱化，中长线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则在上升。假如经济增长果真出现下滑，利率又持续上升，经济就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滞涨”的状态。
面对这种风险，我们应当如何部署自己的投资？传统上，投资人可能会选择买入银行股，认为加息周期利好银行业，利差上升，盈利会随之增长。然而如上所说，由于政策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今天的银行体系监管及会计准则远比过往严谨，借贷行为更加保守和低风险，加息对银行业盈利的贡献其实并不多。
从投资类别来看，加息较快，乃至存在滞涨风险时，投资者都不妨更多考虑固定收益类投资。债券类投资在市场波动中相对抗跌，发行人按时间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固定的金额作为利息，为投资者带来可预测的“固定”收益。基准利率的上升，会令固定收益资产的回报水涨船高。只要发债体相关国家或企业具有明确的还款能力，得到收益将是相对可靠的。
从投资的区域上来看，与其关注经济增速很可能走向放缓的欧美发达国家，倒不如关注部分经济稳健的新兴国家。在美元升值下，固然有少量新兴国家出现汇率大幅波动，但大部分新兴国家由于货币便宜，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其实获得了价格优势，有利于他们的外贸表现。例如中国消费者不久可能会发现菲律宾、印尼等地商品开始变得便宜了，更多购买这些地区的产品，这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外贸企业。
在这类新兴国家中，大家又不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一份关注。由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涉及大量公路、桥梁、铁路、水利等基建设施的资本投资，令更多本地人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在中长期会带动内需消费，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成长远的支持。
与此同时，由于在加息周期中美元持续走强，投资需要警惕汇率风险，因此投资者应尽可能选择在汇率方面风险较低的资产，例如美元资产。以固定收益类的投资为例，标的方面大可以放眼全球不同的国家和企业，但选择这些发行人的美元债，肯定是相对风险较低的。
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今天，全球正走到另一个十字路口。笔者认为，当前全球监管机构应当开始审视和反思政策的下一步。假如经济真的出现风险，政策是否要根据经济情况调整？而那时的政策又是否还有足够的调整空间？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关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则要开始走出“经济复苏”的思维定式，衡量可能出现的风险，调整自己的投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