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7-18日，由《融资中国》、中国风投委联合主办的融资中国2019股权投资产业峰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投资机构、产业资本、产业园区、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政府相关领导、行业专家等汇聚一堂，聚焦行业发展趋势，产业投资热点话题，共探新经济下的未来产业投资布局。
会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做了详尽分析，并作出前瞻性思考，同时对企业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提出建议。
贾康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投资对整个经济的支撑作用特别重要，不能忽视有效投资而“立马”跳到扩大消费这一侧。以为只靠消费潜力的释放，就能支持整个中国经济引领新常态的“由新入常”，是一种本末倒置。
在他看来，在当前的外部压力之下，扩大内需要以抓住有效投资为龙头，通过有效投资激发出市场潜力活力，促使市场预期得到矫正，从而尽可能消除悲观情绪的消极影响，继而释放出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华，经融中财经(ID:thecapital)整理：
贾康：大家好，感谢峰会的邀请，各位一定非常关注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借此机会，我想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谈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以及如何看待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阐述了对于我们所处时代方位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成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宏伟事业的战略性认识依据和设计指导方略的关键性原点。
十九大提出”新的两步走”战略，并深刻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带出的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问题是由结构失衡作为矛盾主要方面造成的，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化解矛盾，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
经济下行压力下，增速如何由新入常？
从基本数据看，本来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我国宏观经济龙头指标GDP增长速度在6.7%-6.9%，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已经有了中期化平台的初步特征，如果没有不期而至的外部压力，即中美贸易摩擦，本来是有希望完成由新入常、确认L型转换软着陆过程的。所谓L型转换，是指增长速度不能一降再降，触底企稳以后，关键是要有结构优化对特征发展的支撑，能够运行在一个质量升级版的平台状态，而这个平台可持续时间越长越好。这个意愿本来有希望在2018年以后达到。
但现在情况变了，最新的数据可反映现在的下行状态，2019年第一季度虽然延续了2018年第四季度的增速水平，但走势已经往下破局，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均为6.4%，第二季度继续下行，报6.2%，将上半年整体水平拉到了6.3%，击穿之前十二个季度的底线后还在走低。
经济下行压力怎样得到收敛、消化，何时能在这轮冲击中稳住阵脚，继续争取新常态由新入常？这是重大现实问题。
在此态势之下，上半年投资情况也不如人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只增长5.8%，略高于去年全年明显偏低的5.4%水平。现阶段的中国，投资对整个经济的支撑作用特别重要。不能忽视有效投资而从扩大投资“立马”跳到扩大需求消费这一侧。如果以为靠消费潜力的释放，就能支持整个中国经济引领新常态的“由新入常”，是本末倒置的。
这几年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高于GDP和居民收入，但这些都是在前些年一系列投资和经济发展基本面支撑下出现的局面。
目前外部压力巨大，以为单靠释放消费潜力就能搞活全局的思路存在严重失误。
抓住有效投资，才能释放出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
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要抓住有效投资这个龙头，以有效投资带出市场潜力与活力，使市场预期得到矫正，从而尽可能消除悲观情绪的消极影响，继而释放出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
经济学原理可以说明，一个经济体消费潜力的可持续释放过程，一定是在有效投资不断给经济注入增长活力和使发展的后劲释放时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有效投资支撑，消费将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强调有效投资，必须同时考虑现在中国激发和调动有效投资空间的可操作性，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是实际生活中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是否已经到了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时间节点而空间有限了。
当前某些沿海局部地区虽有这样的特征，但仍然存在不少除增长极区域以外的“洼地”，（比如苏北地区），在许多中部、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一般处于中期水平，有些地方甚至是初期。
总体而言，全中国工业化程度是在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这个基本判断可以结合城镇化一起综合考虑。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到了从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变这个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相匹配的内在关系是：城镇化已经比较成熟，高速发展阶段基本完结，这时工业化才进入后期。
目前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绝对不能看过去多年所说的、现已59%出头儿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几年中央更注重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只有43%强。
这两项数据之间的差异在于，之前几十年进城的约三亿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城镇化有效供给，远不能够使这将近三亿人取得市民身份。我个人认为，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只有50%左右。
按照国际经验，50%往上还有20个点左右的城镇化高速发展空间，如果一年提升一个点，需耗时20年左右，20年后已要达到实现“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即已基本建成现代化。
这个过程中，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呼应着继续往前推进，将伴随着国内“建成区”的多轮扩大、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未来几十年继续接纳从农村到城镇的近四亿人成为市民，持续拉动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这将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弥合二元经济、不断释放需求的过程。
这个需求怎么得到供给的回应？第一，不能靠大量的海外殖民；第二，也不能剑走偏锋去侵略、掠夺。必须紧紧抓住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跟全世界做生意，用经济手段取得本土和全球有效供给对于有效需求释放的回应，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
如果将当下的变化和中国中长期发展内在逻辑一起考虑，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中国经济发展有韧性、有巨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必须积极主动利用有效投资空间——特别是在当下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
在已有的宏观政策调整框架之下，货币政策要更有针对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当时机可降准降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已经有了适当提高赤字率并大规模减税降费、激发供给侧企业活力的框架安排。还要在“财政乘数”上打机制创新的主意。
我们不缺钢材、水泥、制造业能力，要将这些上游产业、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等提供的产品投入到公交体系、停车场建设、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方面，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和水平。
“有效投资”概念下的一系列对基础设施的加强投入，需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去调动社会资本的潜力，要有一个高水平、法治化、专业化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且信息尽可能阳光化的、多方知情共同参与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
政府有限的资金应着力“四两拨千斤”，在预算安排上有一个“可行性缺口补贴”概念，企业在得到各种配套条件之下，可以自愿签字加入与政府合作的PPP项目，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企业是在商言商，只要以这样的机制跟市场对接，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又加入了政府合理的结构优化导向与政策、缺口补贴等支持，把原来的所谓过剩产能（钢材、水泥、施工机械，相关设备等等）转化为有效产能，对应的就是有效投资。
北京地铁显然是社会迫切需要的花费天文数字资源的建设项目，以改变北京公交体系短板。比较一下纽约、东京和北京的公交体系就知道，这件事往后十几年都做不完。
这是当下认识宏观经济运行要把握的一项突出的要领。
要特别注意在2016年以后，民营企业的本土投资曾经急剧下降，经过努力现在已有所反转。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给现在已经成长起来的占全国市场主体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以方向感、安全感和希望感。提供必要的有效制度供给，政策环境供给让企业活力在改革之路上越来越靠近“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状态，各级政府一定要真正贯彻中央精神坚定地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向法治型、服务型转变。
2018年至2019年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央发文重新强调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2019年3月份又专门下发文件，再次强调地方和基层要破除形式主义，减轻基层和地方负担，鼓励一线做实事，真抓实干，敢担当，有作为。2019年要成为“基层减负年”。我前面强调的以有效投资配上好的创新机制，拉动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一起开创新局面，就是最大的实事。
制造业等的产能对应到社会需求上来，特别看重的还是连片开发，北京南面50公里的固安就有连片开发的成功经验，已经列入了发改委和财政部PPP示范项目，主要用政府体外资金、社会资本的力量滚动开发，支持超常规发展。
企业抓机遇需看清总趋势、两大原则
企业想要抓机遇，首先就要看清楚国内国际总的发展大趋势，在创新发展中把握好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决策运行机制的激励与约束。
首先，抓住投资机遇，资金从哪里来？理论分析有三条途径：
其一，是自身的资本积累用入“滚雪球”式扩大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老干妈”，建立品牌后，市场认可，绝不赊账，现金流充裕。但这种情况可复制性较低，一般的企业做不来。
其二，自己有一定的资本金，通过间接融资取得贷款支持。总书记明确要求银行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要纳入绩效考核，易纲行长已要求今年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长幅度必须高于30%。不过其中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待解决，在增加贷款的同时，风控环节怎么把握？责任终身追索没有改变，没有可操作机制的创新，谁来签字？客观要求政策融资支持机制得到健康发展。
现在一些较大规模民营企业的项目更容易得到贷款支持，这也可能带动供应链融资概念下相关联的上下游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另外，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要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匹配，才能真正解决从政治正确到技术上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支持民营企业克服融资难融资贵。
其三，直接融资，有上市、私募、发债等。从企业投资决策的机遇选择来看，相关的大原则有两条：一个是投资做什么？大量企业面对实体经济层面的考虑，对应于投资机遇，一定要“适合人群之需要”，能够满足“用户体验”的要求；二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市场机遇的变化可能稍纵即逝，有准备才能抓住，比别人快一拍甚至半拍，就能捷足先登冲到前沿，乘机占据和扩大市场份额。
分别聚焦三类投资项目
在具体投资项目特点上，也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顺应国家政策倾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项目，国家能给予支持，比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以及后来特别强调的文化创意产业等类型。凡有明确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市场主体应该积极跟政府部门交流信息，让政府部门兑现支持政策。
第二类是硅谷式前沿创业创新需要“烧钱”的高新科技如互联网+企业。烧钱的支持力量，虽然有产业引导基金助力，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市场上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做前沿的高科技创业创新项目，完全要通过企业家自己的偏好来判断，进入这一领域，要准备承担风险，准备面对失败，当然，万一成功，就可能变成“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能一飞冲天。
第三类是一般竞争性传统行业领域的创新升级。这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适合市场不同人群的需要。具体分析起来仍大有可为，比如养老产业机遇非常明显就在眼前；儿童玩具在中国有很多生产工厂，但干的是加工的活，虽然有GDP、税收、就业，但利润较薄，处在微笑曲线的低端。应积极努力从“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走向微笑曲线左右高端的“中国创造”、“中国名牌”。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高质量发展上着力，企业要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里经过自己的经验积累和不懈奋斗，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升。这方面已有成功先例，如广汽由“广本”提升为“广汽传祺”。
投资一般必须匹配融资，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要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将升级创新发展做为第一动力，这是我们总体希望之所在。在抵御当下严峻局面及经济下行压力过程中，要注重凝聚供给侧要素的潜力、活力支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龙头，通过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从而实现升级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