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的数字货币

过去的三十余年间，IT革命搭建了移动互联网覆盖下全新的基础结构，几乎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扑面而来，区块链继而登堂入室，为人类经济生态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我们是幸运的。要知道，在一段历史中通常是只会有一次或是不会出现变革，而现在的我们正站立在货币、金融科技、法律三种变革并存下的变革中心。

2020年，伴随冠状病毒感染扩散，一些国家现金使用率大幅降低，央行数字货币或成为“新版四万亿”定向刺激的选项，被加速推出。一场前所未有的货币改革——数字货币，才刚刚开始。

蜂拥而上

“如果说货币是这个世界中超越任何经济、军事和政治的一股力量，那么由谁来制定货币金融体系的顶层制度和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

过去的六年中，由“硬”科技与“软”科学助推下的数字经济，已然一步步替换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位置，成为各国监管者心照不宣的终点线，而这一切，都恰好映射在数字货币之上。

CBDC是国际上关于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的通用叫法，按照设计，CBDC的目标不是像大多数加密货币那样去中心化，相反，它只是以数字形式代表法定货币，每个CBDC单元充当一个安全的数字纸币，通常由区块链或其他形式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提供动力。因此，CBDC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物理现金的电子化。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鉴于支付技术创新步伐之快以及比特币和以太坊等虚拟货币的泛滥，央行在处理CBDC问题时采取消极态度可能并不明智。“如果央行不生产任何形式的数字货币，就有失去货币控制的风险，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一点，各国央行在考虑采用CBDC时行动迅速。”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球多达70%的金融机构正在研究CBDC的发行，但是，具体的执行计划因国家而异。

从前述定义来看，如果一家央行发行CBDC，那么它不仅会成为监管机构，还会成为客户的账户持有人，从而承担起传统实体银行的角色。或者，中央银行可以以分散的方式发行数字货币，类似于实物现金的分配方式。

目前SDR篮子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的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8.09%和10.92%，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货币约2%，这与中国目前全球第二的经济体地位并不相称。

中国过去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受益于全球一体化，但终究未能走到这一权力核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群体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塑造了全球数字金融监管格局，并决定了数字货币如何被纳入全球金融体系。

央行高屋建瓴正式亮出数字货币的旗帜，大洋彼岸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却还未停止对Libra的打压或追捧，一边说着普惠金融来临，另一边指责商圈伎俩难控，好不热闹。

“大国小政府”的理念推动下，美元长期以来占有霸权地位，鼓励私人货币创新，以区块链作为载体的Libra项目，将助推强势美元穿透现有的金融管制，击穿弱势主权货币；再来看欧洲央行，尽管选择批发CBDC而非零售，这也表明其高度谨慎的态度，为维护货币主权和商业银行利益。

就在不久前，Libra协会宣布，其将与个别国家货币挂钩，并由全球监管机构监督；而后，为使Libra顺利获得全球数字货币支付牌照协会做出调整，照新方案，由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组建一个由20多个国家的央行、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组成的“学院”，该学院在Libra申请支付牌照的过程中将拥有话语权。

对此财经评论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余丰慧表示，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突然调整，因为它的背后不排除是美国在看到中国的新进展后以此为借口，推动Libra成为全球第一个持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究竟Libra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还不好做判断，但无论如何，绑上这么多考虑甚至大国竞争砝码后，已它经与市场一开始所认为的比特币渐行渐远了。”

中本聪未竟之业

唯有国家背书下的数字货币才可以发展壮大，其他的各种山寨币都会归于沉寂。

Bitcoin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在2008年11月提出，这是一种以P2P形式、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为主的加密数字货币。

与其他虚拟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极强的稀缺性，它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而是依特定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

比特币之前，大众缺乏对货币金融理论和制度的直接兴趣，而现在被这一概念点燃了。

浦东改发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表示，可以将Libra看作是一根导火索，以它为代表的超主权货币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出新的挑战。“由于汇率的存在，任何一种货币价值的波动都将影响到其他一种以上的货币价值，因此，某国货币想要从世界货币体系中自成一家是不可能的，到最后都是要进行互联互通，在标准上达到一致。”

同济大学区块链价值互联网创新应用实验室副主任戴文浦表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百年难遇的划时代机遇，但当时币圈、链圈、应用圈、产业圈相互之间不理解甚至相互鄙视，而区块链在产业领域的落地必须要这四个主体相互理解配合，所以他们都需要教育。”

实际上，从白皮书《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便可看出，中本聪在起初将比特币设计为通缩机制实际上是偏执地认为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便能避免金融危机，而要知道，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通常都是微通胀的，通缩的危害甚至会大于通胀，中本聪或许是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应对宏观经济的方式与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特币诞生后，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屡见不鲜，庞氏骗局、通证经济、去中心理论等，都在朝着背离传统金融的方向越走越远。

货币的演变机制是充满突变特点的非线性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到瓦解，比特币作为先导的数字货币群从风靡到冷静。纵观历史，次贷危机、比特币、天秤币成为重新观察金融史的全新高低，也成为检验金融理论和政策的试金石。

梳理下来，数字货币的潮水在此前共涌上过两回。

第一波，比特币开启了数字货币的新时代，其去中心的治理设计确实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因为极高的波动性、不可预测的交易、治理不透明等原因，导致它们无法作为可靠的货币工具却大比例地被用于投机。

第二波，由大型科技公司的涉足开始爆发的加密资产稳定币，具有相对法定稳定的价值，但存在过于理想、缺乏理论指引等问题，对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数据隐私、消费者保护等工作提出了挑战，也为公平竞争、现有货币传导机制和金融稳定性带来了一定冲击。

它们的确曾为数字经济持续发热献策，但均不能成为决定未来货币格局的决定性力量。

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破土而生。

后知后觉？早有筹谋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就是人民币电子版？

区别于先前币圈的所谓数字货币，此次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是一场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

在2020年，宣布CBDC计划的中国央行看似后知后觉，却早有筹谋。

据了解，2014年央行成立了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

2015年，随着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开发技术等进一步探究，数字货币的系列研究报告新鲜出炉。

2016年央行首次对外公开发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并在官网上公开招聘数字货币相关的研发技术人才；

2017年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成立，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

2018年8月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一场遍及全球的Libra热引来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其中无形的力量成为社会大转型的深层动力；10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的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说“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再次引发了外界对数字货币将使用区块链技术的猜想。

进入2020年，全球各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动作不断。1月23日，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的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EF）首次开发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框架，可为各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提供相关指南。

2020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国《密码法》旨在“促进加密业务的发展并确保网络空间和信息的安全”，它的推行将有助于在中国创造监管环境，为数字货币的启用做打好基础。

2020年4月中旬有消息称，央行数字货币已在部分银行进行内部测试，苏州市相城区各区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工资通过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代发的工作人员，将以数字账币的形式拿到5月工资中交通补贴的50%。

尽管随后央行研究所人士公开表示，网传消息是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测试内容，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但也由此看出，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引来一场超于金融行业的海啸，中国已由上到下全程关注着央行数字货币的动向。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势在必行。”北航数字社会与区块链实验室主任蔡维德说道，“中国在区块链核心技术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包括CBFT（并行共识算法专利），JBCC（区块链标准接口），双链架构（账户链与交易链分开），熊猫银行（央行数字货币模型）在内的多个许可链重要技术都来自国内。”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M0与GDP的比例为7.8%，较2010年的10.8%下降了3个百分点。2019年电子支付在非现金支付中的比例达到69.0%。其中，移动支付的占比达到9.2%。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银行能够监测得到的货币变化，和对支付结算进行统一监管的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叫做DCEP.，它拥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社会大众减少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持有，意味着现金漏损率降低，货币乘数变大。因此，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会更加精准，当然也对央行的调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李文中副教授表示。

李文中继续说道，我国人民银行正在准备发行的数字货币其实是对M0的数字化，因此央行数字货币不会根本上改变M0在交易中的一些属性与特点，主要运用于日常小额交易，具有安全性高和有限匿名性的特点。

“首先，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降低经营成本显著，可以大大减少现金业务量，甚至最终完全取消；其次，对经常采用现金交易的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影响更大一些，使得他们的现金收付更加便捷与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再次，对普通社会大众而言也会带来交易的便捷性与安全性，并降低持币成本；最后，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流通的使央行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掌握货币流通变化情况。”

倘若以顶层意识来揣度CBDC发行的目的，就并非简单地提高发行和流通效率、改进支付清算率这么简单，根本上还在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大政策环境下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便利性，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计价和支付结算的工具和作为价值存储和储备货币的地位。

在急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面前，传统货币理论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被置于捉襟见肘的窘境。历史经验表明，央行的货币政策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将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威胁整个国际货币的安全基础，即便回过头来看一次次的经融危机背后的成因都是盘根错节的，但终究逃不开货币政策这一致命环节。

虽然数字货币的推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探索未来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与监管，应对西方数字货币的挑战等具有战略意义，但由于在法定数字货币基础上，粘连着大量的新应用，为了避免未来的数字货币竞争中处于被动，足够长远的前瞻性研究也是必须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施慧洪副教授表示，“为防止数字货币投机和通过数字货币规避外汇监管，我国对数字货币采取了严监管策略；另一方面，国家也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不过，对于数字人民币，我国当前并没有采取区块链技术，因为其响应速度还难以满足人民币结算的时效需求。”

谁在偷着乐？

疫情“延后”了人民币数字法币的推出，也“加速”了人民币数字法币的推出。

戴文浦表示，疫情凶猛来袭，一方面逼着原来以线下为主的产业不得不迅速上线完成信息化升级，另一方面疫情后期各地纷纷推出基于信息化、标准化、区块链的可信任化，结合赋能汽车后市场、旅游产业、生物信息医疗产业等，都将会重塑行业生态格局，成为行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由此验证了人民币数字法币推动中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进程，而新冠疫情在时间上延后了人民币数字法币的推出，同时管理层坚定了人民币数字法币推出的决心。”

刘斌则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一套长期、持续的国家战略，不会因为疫情等突发事件来打乱它的原有计划，“从拉动经济增长来讲，数字货币对的影响并不明显。原先有很多人在思考是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推央行数字货币，现在看来国内的无现金支付是很成熟的，几乎不存在任何摩擦与成本，因此数字货币的推出是基于供给侧来考虑的，要想看出对于整个金融生态产生的效果实现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显现。”

由于目前央行没有预设技术路线，各家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各展所长，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承担向公众提供数字货币的责任，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或将参与银行IT系统的改造升级工作；此外，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企业等多方势力角逐。数据显示，数字货币概念股近来接连掀起涨停潮，汇金股份、高伟达、飞天诚信、数字认证、四方精创等多只个股逆市走出连板行情。

全球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云从科技表示，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数字货币大概率会先在高频小额支付场景中应用，主要会涉及支付终端设备厂商、网络服务商、加密解密企业、以及生物认证服务商。“从2018年比特币、区块链概念兴起云从科技就开始跟踪技术趋势，分析行业影响，但暂时不会做大规模投入。”

众安科技发布的《区块链产业运用白皮书》提到，区块链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商业模式、运营效率以及社会协同上，更重要的是其所带来的软性支撑与长期效用，“在金融资产端，区块链技术是加密货币形成独特产业链条的技术基础，以区块链做为底层技术，金融、学术、档案、健康等个人信息将和货币、支付、专利等社会信息，互相交融支撑，以‘信任’为关键词的新型信用社会体系正逐步完善。”

谁在小声哭？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亮相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

戴文浦概括道，“因为基于区块链的人民币数字货币——这一可编程执行数字货币，将会有力推动中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进程，其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但进程取决于产业应用架构设计者对于创新数字金融、传统金融工具的熟练组合运用及对细分传统产业的深入理解。”

刘斌进一步指出，原先国内的支付领域是十分碎片化的，如果把它看作基础设施，实际上一部分是掌握在一些私人手里的，“相比来看，印度的金融基础设施做的是很不错的，所有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都能够通过其UPI接口与银行发生交互，而国内尽管现在后端用网联形式来统一，但在面对消费者的前端还是有所缺乏的，由此看来，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后，支付宝微信等企业或许会产生较大的压力。”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模式被称为“双层运营”结构——上层是央行对商业银行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下层是商业银行和平台对公众兑换数字人民币。从目前的报道看，在做测试的银行已于内部设计了一些场景。

从长远看，央行数字货币有两种不同用途可能并存：批发数字货币用于金融机构参与者之间的支付，在此过程中使用区块链技术及其所有潜力，尤其是智能合约，来提高金融部门的生产效率；零售数字货币针对普通大众，更适合零售交易，会削弱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权力，对流动性、盈利能力和银行中介行为产生潜在的负面外部性。

蔡维德表示，作为一种几乎无成本的交换媒介，央行数字货币还将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它的计息设计和纸币的淘汰，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此外，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还有助于提供资金支持的财政刺激。”

结语

BIS的最新调查研究显示，覆盖全球75%人口和90%经济产出的66个国家中，有10%国家的中央银行将在未来三年内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受众群体数量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20%——16亿人。

就像有西方经济学家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新冠前、新冠后时代一样，疫情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模式，数字货币时代突然展开到来，也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模式。

它或许会像潘多拉魔盒一般释放无法预估的能量，但这正是新货币学和金融学的魅力所在。

货币哲学家Georg Simmel 曾说“借助货币去理解现代生活”。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数字化转型大潮扑面而来，没有人可以预测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事件降临，但毋庸置疑的是，货币将以新的模样出现在你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