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在她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随心所欲，描写的对象还是行文的方式都绝少条条框框，显得很轻松，甚至有些任性。
生活中的蒋方舟除了出众的写作天赋以外，其他方面与一般孩子并没有什么差异。当方舟初次在报纸上发表作品，还以为编辑阿姨要“发给自己一块手表”，最后没得到手表大失所望。方舟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成年人不再有的率真与直来直去，尽管不太符合人们心目中好孩子的标准，也许人们对待她也应该更宽容一些。
个人简介
蒋方舟，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中国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她自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并引起了较大争议；2009年10月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中，蒋方舟获得散文奖。
2012年6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并进入《新周刊》杂志出任副主编；9月担任第九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暨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嘉宾。2013年10月20日，蒋方舟新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该书是她二十岁后的首度杂文结集，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2014年12月4日，蒋方舟将携新书《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在全国高校进行主题为“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巡讲活动。
“天才”的名头对于蒋方舟来说，大概不完全算是肯定。
蒋方舟经常以独行侠的姿态穿行于清华校园，她的同学形容她“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坡路上走”。
她习惯了独来独往，喜欢用黑塞的《荒原狼》比喻自己。“有人的痛苦源自不被外界认可，但如果你内心没有这种需求的话，孤独也是挺好的。”
在这个时间点谈蒋方舟，总免不了提到她与徐静蕾在《圆桌派》的对谈。
蒋方舟的“在婚恋市场，我是被挑选的那方”，被树立为反女权的典型，遭公号圈口诛笔伐。但蒋方舟不以为然，笑里透着湖北姑娘的直爽劲儿，说：“确实是被挑选的呀。”
她不在乎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足够“正确”和“女权”，也不认为讲话需要多几分伪装和修饰，即便那是面向公众。
别人眼中的蒋方舟经常“自黑”，但她不觉得讲述自己的糗事是羞耻。
蒋方舟不希望用所谓的“人设”包装自己，去冒着丧失真实自我的可能性，变成别人甚至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她说，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月映万川的镜子”。
然而这种自我解剖，却容易令外界产生误解。
褪去“天才”和“神童”的包装，蒋方舟的尽力真诚，其实也是她骨子里的清高。她不愿意用虚伪逢迎大众，把对谈变为表演相对“正确”的价值观。
正因选择“真诚”，蒋方舟才离开“谄媚”的铁轨。
邪童正史
十七年前，蒋方舟认为父母给她设想的一生是“马马虎虎上个小学，马马虎虎上个中学，马马虎虎上个三类大学，毕业了再找个关系当列车员”。
蒋方舟自称“铁路子弟”，1989年她出生于湖北襄樊铁路医院。父亲是乘警，母亲是铁路子弟的老师，蒋方舟在铁路大院里长大，后来进入湖北襄樊铁路一小读书。
然而早慧的蒋方舟不希望如她的小学同学一样，重复“生老病死一目了然”的人生轨迹。她不甘心这样的生活现状，于是想“尝试另外一种可能性”。
蒋方舟找到的办法是“出名”，用写作的方式。
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11岁成为畅销书作家，12岁在两家有影响的报纸开设专栏。蒋方舟以此为家里买了房子，给父亲买了摩托车。
蒋方舟的第一本书是《打开天窗》，她在后记《涌泉宝珠》中写道：“被人认为是普通的东西，可能是件宝贝。如果碰到识货的人，它的一生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泉水’来。”
彼时的蒋方舟还在担心她的书“有没有买主”，十几年后的蒋方舟似乎已经没那么在意销量，然而她却感觉到“真实的焦虑和心虚”。
她希望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为此不断进行“自我证明式”的文学创作。
走出小时候对“江郎才尽”的恐惧，拒绝向成人世界“献媚”。
蒋方舟决定：“既然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家，我就把我自己打磨成我最好的作品。这之后我觉得自然会有真正的作品从自身涌出。”
一如十几年前的“涌泉宝珠”，她在等自己最好的作品。
在公众的注视中，蒋方舟一直在写，她身上的压力也始终没有减轻。
作家刘瑜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还没有写出他自己最满意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代表了，这个代表的角色和身份真的很沉重。”
对文字有执念的人，都时常会有紧迫感。站在身前的巨人太多，留下自己的名字太难。
“我知道，即使我有一天写出了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大家记住我或介绍我的方式一定还会是‘7岁写作、9岁成名’之类的。别人对我的印象可能永远打破不了。”
这是蒋方舟不得不背负的，从母亲尽力将她培养成“神童作家”开始，随着蒋方舟的成名而必须面对的事情。
“在我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来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什么区别。”
在母亲尚爱兰“法律规定小学毕业前必须写一部书”的恫吓下，刚上小学的蒋方舟还是“白字小姐”，母亲要求她不会写就查字典，不许用拼音代替。
就这样，八小时后，蒋方舟四百字的处女作《光荣传统》诞生了。这以后，她坚持每天写大约五百字。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据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蒋方舟就没有休过一个寒暑假。
《打开天窗》的出版并没有使蒋方舟感到激动：
“一万个人里，只有一个天才。剩下的人，要想引起别人注意，就只有靠吆喝，靠谄媚，靠装病态……只有确立我的天才，才能满脸安详和傲慢，拒绝叫卖，拒绝装病，拒绝讨好……”
这也许是为了回应别人的期待，蒋方舟意识到自己是“特别谄媚的一个人”，“我很像一个小商贩，我贩卖的是稀奇古怪的小趣味。小商贩只有不停工作才不会被老婆骂，我只有不断写书才不会被人遗忘。”
她直言自己写作是“为了从小到大的虚荣”，“小时候要让邻居和家人都觉得我是个不一样的小孩，长大后就想让广阔的社会觉得我是个让人惊讶的少年。
再大一点，就是要超越自己。
蒋方舟急于用写作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像是从原本四平八稳的铁轨转入另一条岔道，却不得不保持加速度前行。
这样高压的生活持续了多年，“别人过一天，我得当两天去过。有时候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写作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也不觉得苦和单调。”
2006年10月，某时尚杂志评选最具潜力的18位未来之星，蒋方舟名列第二。入选理由是：中国最清醒的少年，从呱呱坠地就开始接受写作训练，身上有着“90后”少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虽然年龄很小，但近十年的写作经验让她对文字的把握早已驾轻就熟。相信随着个人经历的丰富，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师级的作家。
但蒋方舟是不愿意认可这个说法的，她认为自己还不算一个作家。
于是蒋方舟在18岁那年写下了《审判童年》，用这种看起来足够冷峻严肃而又决绝的方式，向“自己过去的写作、过去的生活告别”。
蒋方舟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就是“邪童正史”。“神童”的名头变为“美少女作家”，过高的知名度使她屡被推进舆论的风暴眼。
恶意的早熟讽刺、“代笔门”事件、清华破格录取的争议、退学风波，让年少成名的蒋方舟一度陷入困惑。
早熟的苹果好卖，但也意味着必须经受更多审视。名声给蒋方舟带来的，不仅是正面的东西。
“代笔”的质疑从蒋方舟九岁开始发表文章即已出现，但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她“对于人们的恶意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
好在，这样的磨砺来得不算晚。
在清华的四年时光，很大程度上帮助蒋方舟消解抵御了这种恶意。“无论是人格还是知识，都得到了充实，清华帮我养成了守时和刻苦的习惯。
在清华的生活也曾让蒋方舟感到失望，时间上的矛盾分散了她的野心。
“幼年的写作，当时没有人认真地用文学、文化的标准去衡量我。而是更像看待一个社会事件。”
而后来的她开始“内心会有一个文学体系建立起来，并从中找准自己的目标，拥有了更多的追求和乐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大学毕业后，蒋方舟有了《新周刊》副主编、谈话节目嘉宾等写作以外的多重身份。
她调侃说，很多选择是“迫于生计”。
“我其实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写作”。
蒋方舟对待她唯一的身份是足够认真的，”她认为，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越优秀的。
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
但这种对自我的打磨某种程度也是消耗，也许是众多注视和不断自我证明使蒋方舟感到疲惫和沮丧，她需要从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解救下自己。
于是在2016年，蒋方舟独自一人来到东京，生活了一年。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
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在《东京一年》里，蒋方舟说，东京拯救了她。
东京使她“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这一年让她“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东京一年》既是日记，也是作品。不再为回应他人的期许，也几乎实现了财务自由。
蒋方舟在这本书里直面她自己，审视她“少女作家”的曾经、“没有作品”的现在，还有以东京为起点，可能发生改变的将来。
就像她在东京观赏各种展览的那样，蒋方舟已近乎旁观的姿态冷静注视，甚至她自己也是展览的一部分。
蒋方舟借用别人评价《威尼斯日记》里阿城的话来形容《东京一年》里的自己：“冷静得不像一个观光客，却无辜得像一个孩子。”
为成名而写作，为认可而写作，为期待而写作，为自己而写作。从早熟到成熟，从谄媚到诚实，从野心到义务。
年少成名为她带来了名声和争议，她在孤独的茧里等待涅槃，也许东京确是她新的“可能性”岔道。
据说蒋方舟正在写一部长篇，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可能出版，那时她将是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