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E今年第一个好消息来了

2026年的春天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水岭上：一方面是传统增长动能的深度重塑，另一方面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未来产业加速破题。

今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李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不仅明确提出了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更首次在国家最高行政纲领中定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这不仅是政策层面的定调，更是投融资范式的深刻转型。如果说2024年是“耐心资本”的启蒙年，2025年是国家引导基金的基建年，那么2026年则正式开启了“风险共担、全周期支持的实战年。

产业新坐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头戏。今年的报告点名了五个极具穿透力的赛道：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这些赛道不仅代表了技术的最高边际，更代表了未来大国竞争的“物理底座”。

以“具身智能”为例，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投资正式从“大模型”的纯软件竞争，迈向了软硬耦合、虚实交互的深水区。在过去几年的AI浪潮中，资本过多关注算法的迭代，而忽略了物理实体的感知与交互能力。具身智能的提出，意味着产业链将向上游的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传感器、以及仿生材料延伸。对于创投机构而言，这要求投资团队必须具备更强的产业整合能力，而非仅仅看PPT上的算法模型。

再看“脑机接口”与“量子科技”，这些曾被视为实验室奇观的技术，如今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国家层面的产业化时钟已经拨动。

脑机接口代表了人机交互的终极形态，而量子科技则是算力竞赛的降维打击。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研发投入极高、失败风险极大、商业化周期极长。这正是为什么报告要特别强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原因。因为仅凭追求IRR（内部收益率）的市场化资金，根本无法穿越如此漫长的技术真空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光伏到锂电，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爆发无一不遵循“政策先导、资本跟进、应用牵引、集群爆发”的路径。

而2026年的布局，显然是这种模式的“2.0版本”。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带头，吸引民间资本投向这些代表“未来”的领域，本质上是在通过确定性的政策导向，对冲技术研发中的非对称风险。对于GP而言，未来的机会不再隐藏在模式创新的缝隙里，而是在这些被国家定调的“硬核”清单中。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中还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支持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创新应用。”而这也是”绿色燃料”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报告中还提到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

相比于过去十年泛滥于互联网、消费等领域的资金，未来产业（如脑机接口、量子科技）在技术萌芽期面临着巨大的“死亡之谷”。由于这些领域的技术成熟度极低、研发投入极大且失败率极高，常规的银行信贷或追求短期收益的资本往往望而却步。

回顾历史，中国创投行业在2024年迎来了“创投国十七条”的政策洗礼，明确了“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政策支持。而在2026年的报告中，将天使投资与未来产业并列，其深意在于：天使投资不仅是资金的“第一口水”，更是链接实验室科研成果与市场化商业应用的关键纽带。

从历史经验看，VC行业在经历了早年的模式创新热潮后，近年来已全面转向硬科技。但由于硬科技企业成长周期极长，此前通行的“5+2”基金期限已无法匹配当前的投资回报逻辑。此次报告重申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本质上是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资本向产业的最前端移动。

只有在种子期、初创期建立起厚实的“天使资本层”，未来产业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这不仅是投资形式的回归，更是创投机构行为范式的重塑——从“赚估值差”转向“赚技术溢价”，从“摘果子”转向“种果树”。

这种定位确立了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历史地位，有利于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创投机构在发现价值、共担风险方面的专业优势，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

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在硬科技投资的战场上，如果没有“源头活水”的持续注入，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转化为产值。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回顾该基金的背景，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2025年底正式启动。其核心亮点不在于其1000亿元的注册资本，而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政府引导基金模式的颠覆性改革。首先，它设置了长达20年的存续期，包括10年的投资期和10年的退出期。这在以往“5+2”或“7+3”的基金期限中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时间维度的跨越，彻底解决了GP“投早、投小”时所面临的退出压力，让资本真正具备了“耐心”的底座。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该基金明确“不设地域返投要求”。长期以来，地方引导基金的“地域返投”是GP最沉重的枷锁，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甚至引发非理性的招商竞争。国家引导基金作为“母母基金”，通过三层架构的设计——即“国家母基金—区域基金—子基金”——实现了资金的全国性流动与最优化配置。首批设立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基金，规模均已超过500亿元。

在这种架构下，子基金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规模不低于基金规模的70%。这意味着国家资本正在通过制度设计，强行逆转过去几年市场资本向“成长期”或“IPO前”集中的趋势。据母基金研究中心预测，国家创投引导基金将吸引带动地方和社会资本近1万亿元。这种巨大的杠杆效应，不仅为募资难的市场化GP带来了机会，更重塑了中国LP的生态结构，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带头做耐心资本。

创投圈一直有一句经典名言：VC苦募资难久矣，而这只创投母基金的问世无疑是一笔巨量的活水，大大提振创投行业的信心。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意味着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加快出手以及更多国家级母基金与直投基金尽快落地，为股权投资行业带来更多活水，为相关领域的私募投资基金带来更多支持。

风险分担与容错制度，打破“不敢投”的僵局

在创投行业，风险与回报永远成正比，但在硬科技特别是未来产业的“无人区”，风险往往超出了单一机构的承载极限。202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被业内视为破局之举。

报告中提到，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

近几年，耐心资本一词一度成为创投圈被广泛被提及的热词，引起圈内人们的广泛讨论。

在当前的资本版图中，国资LP无疑是构筑“耐心资本”与长期资金池的中流砥柱。自去年起，股权投资市场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裂变，一个显著的信号是：大批新设立的母基金与直投基金纷纷打破了传统的期限束缚，将其存续周期拉长至15至20年。

这种“时间阔绰”不仅体现在母基金层面，更向下传导至子基金生态。根据不完全统计数据，2025年新设的引导基金中，已有超过半数（约53%）在条款中明确允许子基金存续期跨越10年大关。这种对周期的“集体宽容”，标志着中国创投正从“短平快”的套利时代，跨入“陪跑式”的长青时代。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耐心，绝不仅是时间的拉长，更是风险承载能力的升维。构建耐心资本体系，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容错机制”的制度革新。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投早、投小”必然伴随着高波动的风险，若无“宽容失败”的制度护航，投资积极性便如无本之木。只有将长存续期、完善的免责容错体系以及灵活的退出路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驱动国资及社会资本深入“科创无人区”，践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使命。

随着政府工作报告再度为“耐心资本”定调，这已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暖风，而是一场深远的生产力重构。它将加速国内LP结构的机构化与长期化，倒逼GP舍弃浮躁的投机心态，回归价值发现的本源。在政策与资本的共振下，创投行业正以“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深耕硬科技的底层土壤，伴随并见证着无数初创企业的青涩萌芽，最终蜕变为能够支撑国家脊梁的科技领军力量。

长期以来，国资LP的“审计压力”和“个人责任追究”是束缚耐心资本发挥作用的隐形锁链。因为科技创新天然伴随着高失败率，如果要求国资基金像银行信贷一样保本增值，那么“投早投小”只能是一句空话。报告中提到的完善容错机制，正是要打破这一僵局。这意味着未来的考核体系将从“项目审计”转向“组合审计”，从“单一成败”转向“体系效能”。

这种风险分担不仅体现在政府与GP之间，还体现在多渠道资金的协同上。例如，通过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并支持保险资金参与，正在形成一种“银行长钱+险资耐力+政府导向”的合力。

2025年以来，AIC基金签约金额已突破3800亿元，这笔巨量资金入场，本质上是在资本端建立了一道“防火墙”，让更多具有专业判断力的市场化GP敢于去挖掘那些虽然风险极高但具有战略价值的初创企业。

退出渠道的“疏堵”也是风险分担的重要一环。2026报告强调优化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募投管退”制度体系。除了传统的IPO，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并购重组和S基金（私有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的发展。通过联合社保基金、大型银行等设立超3500亿元的创投二级市场基金，为资本流转提供了“第二出口”。只有退得出，进得去，风险才能在流动中被稀释，资本的耐心才会有底气。

站在“十五五”的起点，中国创投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基因重组”。过去那种靠信息不对称、靠流量红利、靠一二级市场差价生存的模式已经彻底终结。未来的十年，将是专业能力、产业深度与国家意志同频共振的十年。

随着“国家队”带头做耐心资本，GP的角色将从“金融中间商”转变为“科技企业的长期合伙人”。在国家定调未来产业、提供风险分担、优化LP结构的背景下，真正的领军机构必须具备极强的技术研判能力，能够在脑机接口或未来能源等深奥领域，比市场早三年看到商业化拐点。这不仅仅是钱的竞争，更是“认知溢价”的竞争。

GP的募资逻辑将从“项目驱动”转向“使命驱动”。未来的主力LP——无论是国家创投引导基金还是AIC基金，它们选拔GP的标准将不再仅仅是历史IRR，而是GP对产业生态的贡献度和对国家战略的执行力。能够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协助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构，将获得持续的“活水”支持。

一个更具韧性的“雨林式”投资生态正在形成。政府投资基金起到引领带动作用，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这种生态中，大型机构负责基础设施式的长期投入，精而美的垂直赛道GP负责挖掘极具活力的初创企业，而S基金与并购市场负责生态的自我循环。

正如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所指出的，要多措并举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促进上下游、大中小企业深化合作。对于所有的创投从业者而言，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不是一份简单的任务清单，而是一张通往未来的“船票”。在“十五五”的大背景下，唯有那些真正回归价值本源、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深耕硬科技沃土的机构，方能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产业竞赛中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