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科兴生物特别股东大会，投票通过了两项提案：
罢免公司现任董事，并选举由赛富资本提名的10位候选人进入董事会（包括科兴生物现任董事长李嘉强）。
新当选的董事承诺，将执行公司此前的分红计划，并与管理层合作推动公司股票恢复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科兴生物的分红计划高达74.48亿美元。这一巨额分红消息，一度令众多投资者倍感振奋，然而，它也暴露出科兴生物内斗的加剧。
巨额分红，震惊市场
时间回到6月18日，科兴生物宣布分红“三部曲”：
1.将加速支付每股普通股55美元的特别现金股息；
2.在特别股东大会后，将追加19美元/股股息；
3.后期计划再派发每股20-50美元股息。
按照该公告，每股最高将分配124美元，总分红额达74.48亿美元。也就是约534亿人民币。
要知道，截至2024年6月，科兴生物现金储备约103亿美元，而分红总额约占现金的73%。这被市场称为“清仓式分红”。
对股民来说，这绝对是好消息。
2019年2月，科兴生物的股票停牌，股价定格在6.47美元/股。
2020年疫情爆发，科兴生物没机会蹭上资本市场的热闹，只有账上的钱在疯涨。2020到2022年，其靠疫苗赚了86.9亿美元。
投资者可算等到了一点安慰，第一轮每股发55美元红利，按停牌前的股价算，股息率高达850%！
但事实上，巨额分红背后，是数年的公司控制权斗争。
此前公告指出，第一阶段的分红将早于今天的特别股东大会支付，而且喊话股东投票关系到能否如期获得补偿性股息。
也就是说，科兴生物似乎想用分红方式，说服股东对大会议案投下反对票。
权利缠斗，纠缠近10年
科兴生物的控制权斗争，核心矛盾在两个创始人：尹卫东与潘爱华。
尹卫东是疫苗专家，潘爱华是北大教授出身，当时是A股上市公司未名医药的老板。
2001年，两人共同创立北京科兴，潘爱华出钱，占股76%，尹卫东技术入股，占比24%。
2003年，公司启动上市，便有了科兴生物，后于2009年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直到2016年，科兴生物启动私有化回国上市，尹卫东与潘爱华为争夺控制权闹掰。他们分别拉来资本站队：
加入尹卫东阵营的，包括赛富基金、康桥资本、维梧资本等；
加入潘爱华阵营的，包括未名医药、中信并购基金和当时科兴生物的第一大股东强新资本等。
2018年，潘爱华提出罢免尹卫东，试图推翻其阵营的董事会。但尹卫东启动“毒丸计划”，给其他股东大幅度增发新股，几轮下来把潘爱华的股份稀释到27%。
之后，两人继续“扭打”，抢公章、换门锁，举报、占厂房剪电线等手段都用了。
2019年，潘爱华财报也不给了，导致科兴生物被纳斯达克以“治理失效”为由停牌，接着错过疫情红利。
潘爱华被判刑，内斗持续
在控制权争夺陷入“僵局”之时，抓马的事又来了。潘爱华被未名生物举报，2024年2月因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而与潘爱华同一阵营的强新资本发出新攻击，向科兴生物注册地开曼的法院，起诉尹卫东的“毒丸计划”。
今年1月，英国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以“历史决议程序存在瑕疵”为由，将科兴生物董事会中的四名成员，替换为强新资本等在2018年2月提名的人选，并宣布“毒丸计划”无效。
此后，科兴生物多名董事会成员陆续声称辞职，强新资本方面提名的李嘉强等四人接管董事会。
但科兴生物的管理层却表示，这些人也不符合法院的要求。并且有股东指责该董事会，说他们上来就要撤销16%的股份，完全不合法。
这么一折腾，审计机构都不敢碰科兴生物了，公司财报都交不出来，进入退市倒计时。
走到这一步，董事会也着急，想着以防有新变动，趁早把钱分完了再说。
可如今，股东会议结束，议案通过了，分红计划还将继续......
结语
对于科兴生物的内斗大戏，有律师指出，科兴生物的注册地、上市地、业务运营地，以及涉及的股东和利益相关方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控制权争夺涉及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决策程序。但不同国家对公司治理的法律要求和监管重点不同，这使得在跨境诉讼中对这些问题的认定更加复杂。”
科兴生物在新冠疫情期间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企业，背后却长期陷入治理问题，公司成为资本乱斗的修罗场，令人唏嘘。未来，科兴生物究竟是走向新的发展，还是继续陷入内耗，还得留给时间回答。